里外不是人的王知府自费一千二百两，送走了杨昆和辽东人回武昌。。。
这事如何申详上宪，还得仔细斟酌，找来刑名师爷反复商量，他自己动笔拟了稿子，改了再改，把整个事发经过以及后续处理都详细写明白，说闹事之人都已拿到，听候发落。
但是并没有提到起因是停考一节，又把武童闹事，拆毁府衙大堂的情形，写得轻了些。
坐等消息的时候，王贤传了武学教官到府训话，告诉他们商人已去，前头武考未曾考完，定下后天接着考下去，命他们晓谕各地考童。
谁知到了考试的那一天，来赴考的寥寥无几，其中一半是盘缠用尽了，不得不返回家去，永顺府都是山地，往来通知极为不方便，两天的时间哪里够用？另一半自然是参与闹事的，唯恐知府大人借考试为名，张网捉拿他们，故此畏罪不敢露面。
对此王知府无可奈何，今年只能草草完事，让所有人都过了关。而那些乡绅又陆续来催问了好几次，躲无可躲的王贤遂推诚布公的当面说道：“此事已经了禀明上司，必须听候发落，本官无法做主。不过本官承诺拿到的人，但有一线可以开脱他们的地方，我一定竭力替他们开脱。还有大量武童聚众以及打坏大堂的那些事，都已经隐瞒了下来。”
那些乡绅压根不感激他，面上锦里藏针的说道：“府尊体恤我们百姓，诚属地方之福。但这事实实在在是因停考而起。”
“唉！”王贤长叹一声，当初怎么就没先考完试，再应付辽东人呢？
此后有些忠厚的乡绅，也不再来缠绕他，也有几个奸猾之徒或被关押的亲属，不耐烦等待，偷偷拟好了状子，跑到武昌上控去了。
且说军中笼统的可分为新派和老派，勋贵中亦有靖难系和开国系之分，而官场上有传统的南党和北党。似乎徐灏穿越的时间点冥冥中自有天意。经过朱元璋一轮又一轮的横扫官场，开国以来的文官保守势力几乎都不成为势力，可以说朱元璋治下的官场，基本没有所谓派系。
再经过靖难之役。方孝孺齐泰等资历深厚。名望甚大的大臣遭到了重创。官员们犹如一盘散沙，堪称是明朝文官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时期，为徐灏默默推动很多事提供了绝佳方便。即使没有东厂和锦衣卫，也很少遇到整个官场的刁难。
再来明初的风气相对开明，官员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，程朱理学还没有形成气候，八股也没有根深蒂固，比如报纸，比如新式学堂反而受到了欢迎，因报纸为众多读书人提供了了解国策和地方消息汇集的平台，新式学校也能更多的教化年轻人，没有触及到基本国策。就连缠足也是尽可能的靠舆论宣传，用各种方式提出反对和批评，没有一刀切的下旨全面禁止。
徐灏谨记着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，没有内阁和众多官员们的拥护，他绝对不会强行推动某一项革新，从而把自己推到了官场的对立面，看似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无畏，实则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，即使要和某些大臣打擂台，也得尽可能的寻找政治盟友。
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到任何国策中，即使要做什么事，也是先和杨士奇解缙等人沟通，再说服朱高炽，往往妙就妙在这个时间点上，也妙就妙在此乃没有朱元璋和朱棣两位大佬的大明朝，皇权不知不觉中在缩减，文官的势力还没有稳固，藩王被集体压制，宦官仍然是帝王家的奴才，只要不违背大明律，没有阉党把持朝政，与文人保持亲善，则几乎做什么事都可以，只要有足够光明正大的理由。
如果是采取高压治国的清朝，写首诗都会灭家的时代，恰好赶在了前期，那还是老老实实地的做小地主吧，若是有幸穿越到风起云涌的清末民初，也不要光想着实业救国，干脆造反来的简单有效些。